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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國際貨幣基金（IMF）旗下刊物《金融與發展》最近有一篇文章，介紹包容式成長（inclusive growth）的幾個重要特徵，談到各國政府在面對經濟成長和分配議題的時候，不外有三種態度，頗值得參考。問題雖然古老，但「念念不忘，必有迴響」，也許有助於尋求創意解方。

第一種是保守穩健但歷久不衰的新自由主義。其背後理念在於私人生活是個城堡，只應受到最低限度的干預，同理只要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必然就會獲得良好的結果，例如生產力提升、工資成長，以及普遍共享的繁榮。換句話說，經濟成長之後，會自動雨露均霑（trickling down），所以政府全力拚經濟即可，隱含分配面或經濟不平等問題（尤指所得、財富和發展機會）毋須特別著墨。

就社會經濟體制而言，新自由主義看似無情，但也不盡然。「大樹必要孤枝、大國必有孤兒」（台語），一旦有人因失業或不幸以致生活陷入困頓，即使採此信念的人，多半也會同意國家應基於人道考慮出面救援。例如透過社會救濟維繫這些人的起碼生活（subsistence level）。

對於分配面重視不夠的批評，新自由主義陣營有項辯解頗具說服力。從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如果專注成長的政策可以讓經濟體系的潛在產能火力全開，甚至達到充分就業，那麼也等同有效降低所得分配不均。畢竟失業本身（含低度就業）就是一種經濟不平等的形式，對不少人而言其傷害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低薪問題。

第二種則是從二○○八～九年全球金融危機（又稱經濟大衰退）之後，大為風行的包容式成長（Inclusive growth）。包括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內，許多國際重要經貿組織逐漸揚棄過去所獨尊的新自由主義思維，轉而承認經濟不平等問題之存在，不僅會影響長遠經濟成長的動能，對自由民主體制的穩定也將造成傷害。更重要的是，國家有能力也有責任加以處理。

包容式成長的核心精神，除了強調機會均等（獎勵努力、天分而非出生背景）並打造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之外，更在於強烈主張公部門應透過政策和立法，努力改善社會中下階層（the bottom half）的福祉。亦即讓更多人分享經濟成長果實這件事，明明白白成為政策目標，而不僅僅只是口號宣示。紮紮實實的階層利益才是國家發展，乃至民主體制下選民投票行為最重要的基礎和保證。

從唯成長、唯效率的新自由主義走到包容式成長，其間轉變也可從經濟理論找到支撐。

一來，平等是一種經濟學上的奢侈財（luxury good）。當人們的所得提高，對該項產品的需求大幅增加，以致相關支出佔所得比例也跟著提高，而有別於生活必需品。亦即在經濟成長之後，整體社會對平等的需求也會日益迫切。

再者，固然人們的福祉（welfare）和所得、財富等指標高度正相關，但本質上並不相同，而且兩者關係呈現遞減。例如財富愈多，通常也會提昇個人滿足水準，但超過特定財富門檻之後，所能帶來的額外福祉相當有限。換個說法，同樣是得到新台幣十萬元，對有錢人來說可能不算什麼，但對窮人家就是一筆大收入。福祉或幸福屬於主觀感受，很難具體衡量，但大致上如能活得健康、趣味、有目標，就算是幸福。

總的來說，提昇福祉或幸福才是目的，提升所得或財富只是手段。同樣的道理，對政府施政而言，降低人民福祉的不平等才是重點，至少遠比降低所得或財富不平等來得更直接。包容式成長最具體的目標則是對抗、擺脫貧窮（anti-poverty），也等於是優先處理人們的「經濟不安」（insecurity）。

以上大抵也是「幸福經濟學」的要旨。聯合國從二○一二年開始，每年公布「世界幸福報告」，衡量標準遍及人均所得、社會支持體系、健康、自由、慷慨（捐助）、貪污腐化認知，顯然也涵蓋包容式成長「福祉優先」的信念。

如何看待經濟成長和經濟不平等爭議？第三種立場算是比較激進（progressive）：直接對決財富分配不均或「經濟不平等」（inequality）。主要理由在於他們認為，財富集中等於經濟力或政治力集中，也意味著經濟排除或剝奪，更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推到極致，比較接近時下所謂「仇富」（anti-rich）。

雖然包容式成長已經談了十幾年，但此時此刻台灣還是可以多多提倡，特別是想辦法改善薪資停滯問題。作為經濟學者的我自然深知，這很不容易。因為薪資水準基本上乃由生產力、集體議價能力（流動性）和個別產業特性共同決定，更受到全球化、自動化、派遣（境內委外生產或服務）等長期趨勢的影響。甚至，一旦人為設定過高，很可能會引發失業，衍生更大問題。

即便如此，如果不甘願袖手旁觀或落入虛無主義，公部門還是可以做點什麼。以日本為例，為了拚全民薪資提高，除了直接追加政府預算補助中小企業為員工加薪之外，近來甚至連其競爭法機關（即公平會）也被動員，端出「合理轉嫁勞動成本之價格協商指引」，提高中小企業在面對大企業時的議價能力和利潤，進而解決中小企業無力為員工加薪的困境。在多少帶有幾分民粹的年代，這種態度無比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