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23832245的部落格

◎ 許富舜一直在想，如果這件事情不是只用政黨對立去看，而是用更長的時間尺度來看，它也許不只是某個政治人物的起落，而是一段長期偏移的路，終於走到了必須被看見、被中止的地方。柯文哲曾經被許多人寄予期待。他代表過一種「不同」，一種看起來更理性、更有效率，甚至更不受傳統政治語言束縛的可能性。對很多人來說，那是一種解放，也是一種希望。但後來我們慢慢看到，那種所謂的「不同」，不只是風格上的不同，而是更深層的性格問題開始滲入公共領域。他的問題，從來不只是立場爭議，而是他面對權力、面對他人、面對規範時，常常呈現出一種強烈的自我中心傾向：他習慣把自己的判斷放在制度之前，把自己的聰明放在倫理之前，把自己的目的放在程序之前。對他而言，規則不是共同遵守的界線，而比較像是可以隨時重新解釋、重新安排的工具。這樣的性格，短期往往很有魅力。因為它會讓人誤以為那是果斷，是超越，是不受拘束；但其實，那常常只是對限制缺乏敬畏，對他人缺乏真正的尊重，對公共倫理缺乏穩定的內在約束。

◎ 沈榮欽雖然「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經常被視為毛澤東名言，但其實這是歸納自毛澤東的指示，而非親自出自毛澤東之口。1967年中國各地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毛澤東跑去各省視察，期間還經歷「百萬雄師」威脅，毛澤東聽從周恩來意見，倉皇逃離武漢飛到上海。毛澤東在各地視察時，做出不少指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後來一傳再傳就成了「天下大亂，形勢大好」。這也成為師法毛澤東的柯文哲政治圭臬之一，很多人看不懂柯文哲硬要塞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的李貞秀擔任立委的原因，以為這是針對民進黨找碴，其實這是柯文哲「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策略之一，主要目標並不是針對民進黨，更重要的是國民黨。民眾黨之所以經常宣傳仇恨，是因為必須從外部尋找敵人，以便能夠找到生存利基，以及凝聚內部。民調顯示，民眾黨支持者對民進黨與賴清德的仇恨程度，甚至高於國民黨支持者，找李貞秀擔任立委，並不能在已經對民進黨滿懷仇恨的小草心中，增加多少對民進黨的仇恨。柯文哲自始至終閉嘴不談李貞秀雙重國籍的爭議，刻意混淆參政權與人權，反而將之全力導向中配遭到歧視，只有民眾黨在乎中配的形象。柯文哲真正要的是40萬中配以及相關百萬人士的選票，而這些選票大多支持國民黨，因此只有在利用中配製造對立，天下大亂之際，柯文哲才能收割國民黨的中配選票。

◎ Lin稱謂爭議升級 台灣祭出實質反制措施南韓電子入境卡系統不論入境、出境資料中的國家選項，一直將台灣列為「中國（台灣）」。（取自南韓電子入境卡申請系統）針對韓國電子入境卡（K-ETA）系統持續將台灣標註為「CHINA （TAIWAN）」的不當稱呼，外交部於18日展現強硬立場。經跨部會協調，台灣已於1日起依據「對等原則」，先行將外僑居留證上的「韓國」更名為「南韓」，並對韓方發出最後通牒：若本月31日前未獲正面修正，將在台灣電子入國登錄表採取相應標示作為。這不僅是稱謂之爭，更是台灣在國際外交場域捍衛主權地位的實質行動。韓方冷處理引發民怨 官方「以禮後兵」長期以來，國人對於韓方在登錄系統中將台灣與中國併列表示強烈不滿。外交部多次交涉未果，顯示出韓方在處理兩岸敏感議題時的遲疑。此次台灣政府設定「31日期限」，是從過去的「呼籲」轉向「行動」。南韓外交部雖回應「已充分認知並留意」，但仍以「綜合考慮各種面向」等外交辭令應對，這種模糊態度正是促使台灣政府採取對等手段的主因。

解濱我在中國出生，大學畢業後離開中國來到了美國。 我反共，但以前從未反華或反中，直到最近這些年才有所領悟。 記得在九零年代初期互聯網剛剛開始普及那陣子我還跟一位在ACER就職的哥們天天在網上辯論，他支持兩岸分家我主張兩岸統一。 甚至在大約十年前我在美國反對亞裔細分法案的時候也還堅持認為兩岸分久必合。但是當我看見港人「反送中運動」的慘敗以及近兩年中國對台灣咄咄逼人的態勢，特別是最近我造訪台灣親眼觀察台灣社會後，我產生了不同的看法。首先，最大的區別在於，中國仍是那個幾千年來「官本位」的中國，而台灣人民已經親手打造出了一個「民本位」的國家。 不說別的，就看這些年來中國工人和農民工頻頻通過下跪甚至跳樓威脅來「讨薪」，爭取那點微薄的也是法律保障的薪酬，而與此同時台灣的民選官員為了幾張選票日夜奔波，幾乎是在「跪求」選民給自己投票的那些場面，就不難看出中國和台灣早已是本質上徹底不同的國家。再看社會型態以及文化方面，兩國也是天淵之別。 還是只說一件事： 如今的台灣人民可以說是全世界最熱情助人的族群。 我無論是向老人、年輕人、急急忙忙的上班族還是悠閒的遊客問路或打聽旅遊景點的信息，都會得到熱情的幫助，甚至有的人還會陪我走過幾條街確保我不會迷路（这是真的，毫不夸张)。  這是一個什麼社會？ 這是中國古書里從未描繪或夢想過的美好社會。 至於今天的中國，算了，不用我說各位都知道那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社會，就連老人摔倒都沒人敢扶。 那是一個中國古書里從未描繪過的悲慘甚至邪惡的社會。我說的這些事情台灣人都知道，但很多台灣人，特別是那些國軍或國民政府人員的後代，即便很討厭中共，也還是不願意讓台灣成為一個徹底獨立於中國的國家。 他們贊同馬英九的模糊立場，反對民進黨的「激進」做法。 他們不願看到中國打過來，但也不想台灣徹底獨立出去。 可問題哪會這麼簡單？ 他們實際上也知道甘蔗沒有兩頭甜的道理，也明白無論台灣如何委曲求全，中國遲早還是會打過來。 怎麼辦呢？ 壓低姿態，拖一天是一天吧。 歸根結底，他們在內心裡放不下那個「中國情結」，無論他們是中國在台灣的第幾代後人，他們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他們心底裡最要害的一個想法，就是「大陸和台灣終究還是要統一的」。 什麼叫「統一」？ 什麼叫「一國兩制」？ 看看今日香港就知道了。 中國人說話，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敢信！ 中国文化中，欺骗和说谎话，早就写在了「三十六計，七十二變」裡。中華文化傳統裡固然也提到了某種「誠信」，但在倫理實踐中存在更多的是靈活性，根本就不存在基於平等契約的客觀誠信。 柏楊先生對中國人的人性早就有了透徹的理解。 但這些都不足以改變很多人對中國的看法，還在天真浪漫地認為中國和中國人是好的，只有共產黨是壞的；中國歷史是文明和璀璨奪目的，只有帝王將相是壞的。 過於天真了。當年幸運逃到台灣的國軍將士，雖然敗在共匪手下，實際上幾乎很少知道共匪的罪惡，因為他們從未生活在共匪極權的統治下。 我跟那些人的後代談夾邊溝，談大飢荒，談文革迫害，談反右鬥爭，他們幾乎是聞所未聞。 我很吃驚他們居然並不怎麼憎恨那個把他們的父輩打到台灣的邪惡政權。 這，或許是因為他們內心放不下的那個「中國情結」吧。台灣人民太善良了，甚至有些天真。 在酒店裡看到的台灣本地人都是一臉誠真和好客，偶爾見到幾個大陸人要麼是趾高氣揚目中無人的官宦子弟，要麼是滿臉狡黠精于算计的生意人。  我真不希望這些人有朝一日去統治那些老實巴交的台灣人，我真不希望看到台灣變成中國那樣的邪惡社會，我真不希望台灣重複香港的慘痛經歷，我真不希望善良真誠的人台灣人成為共匪的奴隸。 不要天真地認為東德和西德可以成功地統一，大陸和台灣也可以成功地融為一體。  不要以為共匪垮台後中國也會變成一個「民本位」國家 — 那需要文化的徹底改變而不是靠一場革命或起義就能解決問題。  那至少需要一百年，甚至永遠不可能。中國經歷過多少個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 人民當家作主過哪怕一天嗎？善良的台灣人，放棄你們的「中國情結」吧。 你我實際上早已不是中國人。 雖然我們都還可以說國語和讀中文書報，雖然我們都還忘不了唐詩宋詞，但我們早已經脫胎換骨。我们不再面对政府官员唯唯诺诺低三下四，我們對陌生路人不再懷疑和猜忌，我們早已不去崇拜偉大領袖而是去守衛我們的切身利益，我們失去了奴性拿回了人性，我們已經和現代文明融為一體。 不要讓中國把我們帶回過去，更不要讓「中國情結」把我們的思緒永遠留在那個舊時代縈繞。 就跟美國脫離了英國依然可以偉大和繁榮的那個道理那樣簡單， 一個和中國徹底、永遠脫離關係的台灣，失去的將是歷史的枷鎖，得到的將是更美好的未來！

近期，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投書，以「Taiwan Doesn’t Have to Choose」為題，主張台灣在中美競逐之下不必「選邊站」，並認為台灣應同時與北京與華盛頓合作，以維持所謂的「戰略能動性與自主空間」；然而，這樣的論述看似理性中道，實際上卻充滿戰略誤判，不僅錯置台灣的地緣政治位置，也再次暴露國民黨長期在兩岸議題上的模糊與失焦。「不必選邊站」是誤解國際現況、忽略中國威脅本質

◎ 劉哲廷林奐均的人生，原本可以被壓縮成一則悲情註腳：1980年，九歲，七處刀傷，倖存。祖母與雙胞胎妹妹死亡，父親在獄中，母親因探監逃過一劫。這些元素足以構成任何一部戲劇的高潮。但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把悲劇寫出來，而是如何與它一起活下去。她後來去了美國，學音樂，結婚，創作，回到台灣發行專輯──不是一張控訴專輯，而是一張選擇繼續相信的作品。那種轉化，意味著她拒絕讓歷史只停在血泊。她沒有把創傷外包給媒體，也沒有把它變成一種政治姿態。她把它內化為生命的一部分，再慢慢釋放。也因此，當影視作品《世紀血案》在未獲家屬授權的情況下啟動拍攝，並被指劇本內容涉嫌扭曲史實、影射特定政治人物時，爭議的焦點就不只是程序瑕疵，而是倫理崩塌。製作公司費思兔被指控在劇本中重構林宅血案的因果，甚至被質疑有「栽贓政治領袖」的傾向。導演徐琨華在風暴中辭職，坦言「我的身分就是傷害」，強調自己曾詢問家屬意願，但出品方以「尊重沉默」為由推進拍攝。演員群則發出聯合聲明，指控合約詐欺，強調簽約時被保證已合法授權，如今已委託律師禁止作品使用其影像與表演。

◎ 劉熙明台灣近日成立了「台灣革命共產黨」，並聲稱「我們矢志成為階級鬥爭中，足以帶領群眾推翻中華民國統治階級，並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主導力量」。看到此聲明，筆者看到了又是一個以達不到的烏托邦理想，企圖在得到政權後，讓自己成為新統治階級的文字遊戲。政府政策 已照顧中下階級弱勢任何社會都有不公平現象，因而任何時代都會產生知識分子對改善不公平社會的理論。共產主義誕生於十八世紀歐洲工業革命後，資本家虐待下層階級而產生。但與此同時也產生眾多改善此弊端的思想，共產主義就是此統稱社會主義的一個派別。實況則是在俄羅斯與東亞大陸中國等專制獨裁的沃土上，利用共產主義的理想與流血的階級與武裝鬥爭，取得勝利，並形成繼續獨裁體制的另一個統治階級。標榜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訂中國共產黨是永遠的執政黨，將過去封建王朝的獨裁轉換成現在共產黨的獨裁。民主國家實踐社會主義的方式是基於選票考量，納入照顧中下階級弱勢的政策。例如，台灣的健保、勞保與長照，中華民國憲法的三民主義也是此社會主義的一支。在台灣的現況，1996年以後的中華民國統治階級，則是透過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以陳水扁與賴清德兩位總統為例，他們是貧窮的下層階級透過廉價與普級的教育制度，力爭上游，躍昇中產階級後，透過公平的民主選舉而成為總統級的統治階級。但他們卸下了統治階級的職務後，就是平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陳水扁也因犯罪，關入大牢。

◎ 施文儀這兩年藍白陣營在立法院的行徑——從杯葛總預算、癱瘓國防與人事同意權，到以擴權立法挑戰憲政分權——已不只是政黨競爭，而是刻意拉高治理成本、削弱制度本身的「在野獨裁」。面對這種破壞，不少人因大罷免未見即效而焦慮，甚至質疑賴清德總統過於軟弱，對民主韌性失去信心。然而，我並不憂心，反而樂見這場野蠻行徑繼續演完。民主不是一次性的道德選擇，而是一套必須反覆驗證的學習機制。當制度破壞仍停留在抽象理念層次，選民感受有限；唯有治理失靈、公共服務受損、國安風險浮現，民主社會才會啟動自我修正。這正是政治的因果律：報應往往不是即時，而是延遲顯現。更值得注意的是，藍白「利用民主顛覆民主」的操作，恐怕也讓北京感到不安。中共體制內只有表忠與鼓掌，當他們看見台灣在野黨如何合法癱瘓預算、用程序窒息人事、把憲政對抗推到極限，必然意識到：這種反對派一旦被納入「統一後」體制，恐怕比民進黨更難控制。

◎ 李忠憲早上跑步回來跟媽媽聊天談台灣第二次228林義雄事件，她說當時她們都很害怕，中國國民黨某種程度達到他們想要的目的。上次因為「台大媽媽讀書會」的事情，我寫了一篇文章「你念台大，你爸就以為他也念台大」，講的是特權心態的問題。印和闐來留言：我以前唸台大，我媽以為念台大的都是搞學運的壞學生…. 許美華回答：這印象… 大祭司媽媽也太看得起台大學生了。因為這段留言跟我本來的文章談論的主題有點距離，我就沒有繼續下去。但真正讓我想到的，不是台大形象，而是更早以前留下的恐懼。「林宅血案」對中國國民黨恐嚇統治台灣，其實是很成功的。我考上台大的那個暑假，去成功嶺之前，現在是柯文哲同事、台大醫學系教授的學長來我家訪問，我爸爸第一個問他的問題就是，台大的學生是不是都會去搞政治、反政府，像陳文成那樣，最後會有不好的下場？我學長才大二，不過他很聰明回答我爸：念理工醫不會，那是唸文法商才會這樣。幸好我爸不知道陳文成是數學系，就這樣矇混過關。我大四去野百合運動坐五天，我爸當然完全不知道，不然一定上台北來教訓我，父子又會有一番八點檔的衝突過程。一直到馬英九時代的太陽花運動，我出來拋頭露面，反二類電信、反華為、反紫光等等，不知道接過他幾次電話：不要再講話了，不要再寫文章了，這樣已經夠了，已經可以了。

◎ 劉春木在民主政治中，競爭本該是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但當政治逐漸轉向「只要你更糟，我就算贏」，社會便被拖入一種典型的結構性陷阱——「負和博弈」。所謂負和博弈，並非「零和競爭」的你輸我贏，而是無論誰暫時得分，整體都在付出更大的代價。制度受損、信任流失、國家能力下降，最後沒有人是真正的贏家。在台灣，這種現象最常見於三個面向。第一，是把「癱瘓治理」當成政治策略預算阻擋、法案全面杯葛，短期確實能讓執政者難堪，卻同時讓行政體系空轉、公共政策停擺。治理失能不會只傷害某個政黨，而是直接反映在民生、投資信心與國際評價上。這不是監督，而是以制度為人質的對抗。第二，是以社會對立換取動員效率將複雜議題簡化為敵我區分，用情緒、恐懼與身分標籤取代理性討論。這類動員方式見效快，卻會迅速耗盡社會信任資本。一旦政治被定義為「你是哪一邊的人」，而不是「你提出什麼解方」，公共討論空間便難以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