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23832245的部落格

◎ 郭冠廷 Gerald Kuo

台灣不是缺少「多運動」的口號，而是缺少一套能把風險量出來、把進步留下來的制度。內政部統計顯示，2026年6月底，台灣65歲以上人口已占20.49%，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當肌力、平衡與心肺功能逐年下降，若政策仍只以參加人次、活動場次評估成效，就可能熱鬧一日，卻看不見失能正在靠近。

運動檢測的價值，在於把抽象的「健康」轉成可追蹤的數據。腰圍與腰臀比可辨識腹部肥胖；三十秒椅子坐立反映下肢力量與起身能力；單足站立、椅子坐起繞物可觀察平衡與敏捷；三分鐘登階及兩分鐘原地抬膝，則能掌握心肺耐力與恢復。檢測不是比賽，也不是貼標籤，而是回答三個問題：現在在哪裡、風險在哪裡、下一步如何訓練。

國際數據更說明其必要性。世界衛生組織指出，2022年全球約31％成人、近18億人未達建議活動量；若趨勢不變，2030年恐升至35％。2024年涵蓋逾2,090萬筆觀察的研究綜整發現，心肺適能每提高1 MET，全因死亡風險約下降11％至17％。

另一項追蹤1,702名中高齡者的研究顯示，無法完成10秒單腳站立者，經校正後全因死亡風險高出84％。這些是關聯性證據，不能取代診斷，卻提醒我們：功能變差往往早於疾病與失能被看見。

陳柏同觀點

近期《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修法，再次引發一個重要問題：醫療人員是否應有更完整的罷工權？如果可以罷工，什麼又是罷工期間不能中斷的「基本服務」？

現行制度並非完全禁止醫院勞工罷工，而是要求勞資雙方必須先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才能宣告罷工。然而制度實施至今，實務上尚無勞資雙方成功約定必要服務條款的案例，也因此有人認為，法律形式上雖然存在罷工權，實際上卻很難真正行使。

有修法意見主張，只要醫院能維持「基本服務不中斷」，工會即可罷工。但這看似解決了罷工權的問題，卻帶來另一個更困難的問題：什麼是基本服務？

急診、加護病房或許容易取得共識，但癌症化療、洗腎、產科、精神醫療、已排定的重大手術與慢性病照護呢？更何況醫院不是可以任意拆解的生產線。急診背後需要手術室、檢驗、影像、藥局、血庫、加護病房、資訊及後勤系統支援，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缺口，都可能影響整體醫療照護。醫療具有高度連動性，產房、手術室、ICU究竟應歸於門診、急診或住院，都不是簡單分類可以解決。

汪立偉／宜蘭骨科醫師、2016年健保具名審查抗爭醫師

讀到健保署前署長李伯璋教授在《自由共和國》發表的〈健保改革不能停〉一文，提及二〇一六年我在健保署前絕食抗議的往事，心中百感交集。身為當年引發那場風暴的當事人，我深深感謝李前署長至今仍將第一線醫師的痛楚放在心上，更感念他當年沒有選擇威權對抗，而是展現大度，溫暖地邀請我一同檢視制度，進而催生了「具名審查」與「雙審制度」的歷史改革。然而，令人痛心與遺憾的是，十年過去了，當初我絕食想要埋葬的「放大核刪」幽靈，如今換了個名字叫「回溯審查」，依然在基層醫療上空盤旋，甚至成了摧毀基層診所的毀滅性武器。

李前署長文中所提的那位基層醫師，不過是認真執行大腸鏡檢查、不放過任何癌前病變而進行病理切片，卻僅因為「切片率高於轄區平均值」，就被健保署抽查六十六件，其中六十件遭核減，進而「放大回推」要求診所自行返還高達一五七萬點。這種行政統計上的「齊頭式」管理，不僅僅是行政暴力，更是對醫療專業的羞辱。什麼時候開始，台灣的醫師看病、做檢查，不再是看「病人的身體需要」，而是要天天盯著「轄區的平均數字」？

每一位走進診所的病患都是獨立的個體，體質、病況各不相同。如果一位基層醫師因為醫術精湛、深受信任，導致求診的重症或高風險病患比例較高，他的檢查與切片率自然會高於平均值。健保署用冷冰冰的統計平均值來推估並懲罰認真篩檢的醫師，這是在鼓勵醫療進步，還是在逼迫醫師「點到為止」、甚至放棄對病患最安全的醫療判斷？抽樣六十六件就要放大回推罰款一五七萬，這種高額的行政罰款，對於戰戰兢兢、利潤微薄的基層診所而言，是足以導致財務斷鏈、員工生計斷絕的致命打擊。這形同逼迫好醫師在「病人的命」與「診所的生存」之間做抉擇。當最有責任感的醫師被迫要依行政指標、而非病人需要行醫時，受害最深的絕對是二三〇〇萬台灣人民。

正如李前署長所言，「管理點數，不等於管理醫療；控制平均值，更不等於提升醫療品質。」我們必須在此強烈呼籲現任政府與健保署，大刀闊斧進行結構性審查改革。首先，應建立透明且具可預見性的醫療預警機制，而非毫無預警的秋後算帳；其次，必須保障申復程序完成前不得先行扣款，落實最基本的程序正義；最重要的是，必須徹底廢除「放大回推」的推估懲罰機制，回歸個案的實質專業審查。

蔡筱穎觀點

法國衛生部28日在官方公報上發布的兩項法令，6月15日法國醫療保險系統將開始報銷減肥藥物週纖達（Wegovy）和猛健樂（Mounjaro），但將在嚴格管控的框架內進行。此舉使法國成為歐盟首個將此類藥物長期納入常規醫療保險報銷範圍的國家。

法國政府決定破天荒為這兩款高昂藥物「買單」，基本報銷 65%，若合併其他慢性病可達 100% 全額報銷。衛生部長里斯特（Stéphanie Rist）表示，「我感到非常自豪，因為我們是歐盟第一個以長期、常規醫保形式提供報銷的國家。」里斯特指出，由於許多患者同時伴有高血壓或糖尿病等併發症，「幾乎所有患者」都應能享受全額報銷。法令還明確規定，處方將「保留」給在專業機構工作的醫生，例如專門的肥胖症中心、大學附屬醫院或醫療復健中心。這項謹慎措施解釋了針對醫療保健系統的成本以及濫用風險的斟酌，里斯特指出，這項措施目標人群約為一百萬人。

其實法國早在 2024 年就上市了這兩種藥，但一直未列入報銷制度。現在決定讓週纖達和猛健樂進入國家醫療保險報銷體系，主要是公共衛生、醫療經濟學與政治現實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單純因為這兩款藥「減肥效果很好」。

法國衛生部與國家衛生管理局（HAS）近年逐漸採取與糖尿病、高血壓相似的思路，將肥胖視為國家層面需要長期治療的慢性疾病，而不是單純「個人自律或外貌問題」的生活方式問題。因為肥胖危機已成國家財政與醫療的隱形炸彈，根據法國 2024 年的全國超重和肥胖流行病學調查，約有18% 近一千萬的人口患有肥胖症。

◎健康醫療網

隨著肥胖與高血糖問題持續增多，脂肪肝也逐漸成為全球盛行的肝臟疾病之一。英國《衛報》報導，《刺胳針胃腸肝病學》（Lancet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一項最新研究指出，代謝性脂肪肝病（MASLD）的全球患者人數目前已達13億人，短短三十年間成長了143%，推測可能在2050年突破18億大關。研究同時發現，雖然患者總人數增多，但研究觀察其整體疾病負擔變化相對平穩，不過這些人在未來可能面臨肝硬化或肝癌等嚴重併發症的風險，相關問題仍值得重視。

研究：脂肪肝全球盛行率飆升　與肥胖、糖尿病有關

上述研究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主導，分析1990年至2023年間脂肪肝在全球的盛行狀況。研究顯示，疾病目前影響全球約六分之一人口，患者總人數在1990年約為5億人，如今已增加超過一倍。若以盛行率來看，2023年已達到每10萬人中有逾1.4萬人罹病，較30年前上升近三成。進一步觀察族群分布，脂肪肝較常見於男性，男性和女性患者最多的年齡層則分別為35至39歲和55至59歲。

研究也指出，高血糖位列危險因子首位，其次為較高的BMI與吸菸，可見脂肪肝與第二型糖尿病及肥胖問題的密切關聯。此外，北非與中東地區盛行率相對較高，但各國皆呈現明顯上升趨勢。雖然病例數持續增多，但經年齡標準化後的失能調整生命年（DALYs，用以評估因過早死亡或疾病失能所損失的健康生命損失）數值變化不大，且增加的多是早期患者，推測與醫療技術進步、患者可獲妥善的診斷和治療有關。然而，專家仍提醒，長期來看脂肪肝可能進一步惡化為肝硬化甚至肝癌，潛在風險不應被忽視。

蔡筱穎觀點

法國國家藥品與健康產品安全局（ANSM）本月 4 日對兩大減肥藥巨頭諾和諾德（Novo Nordisk）和禮來（Eli Lilly）開出高額罰單，這一事件不僅是法國監管層面對「減肥藥營銷狂熱」的一次強硬回應，也反映出全球類升糖素胜肽-1（GLP-1）減肥藥市場進入了「監管加競爭」雙高壓階段。

法國法律嚴格禁止製藥公司直接向公眾推銷處方藥。ANSM 此次開出罰單的主因，就在於這兩家公司通過所謂的「疾病意識活動」，變相推廣其肥胖症治療藥物。ANSM 認定，兩家公司在法國開展的肥胖宣傳活動，實際上構成了「對處方藥的間接廣告」，而法國法律明確禁止面向公眾宣傳必須憑醫生處方購買的藥物。

丹麥藥廠諾和諾德被罰超過 178 萬歐元，其中 100 萬歐元是跟減肥藥「善纖達」（Saxenda）有關，另一款則是「週纖達」 （Wegovy）。這兩款都是處方藥，按理說只能由醫生決定誰能用，可是，它們的廣告卻鋪天蓋地的出現在海報、公共運輸運輸和社交媒體上。

ANSM 指出，諾和諾德在 2025 年夏季前的宣傳活動中，使用了諸如「我決定為自己和健康採取行動」等口號，配以超重者重新微笑的圖像。監管機構認為這些文案在當前 GLP-1 類藥物被媒體過度神化的背景下，具有極強的暗示性，且宣傳中未充分強調飲食和運動的基礎作用，也未明確藥物僅適用於特定 BMI 的人群，從而誘導了非適應症人群如僅想瘦幾斤的人尋求處方。

◎ 照護線上

老化後大家很怕肌少症，怕會失去足夠的肌肉質量與肌肉力氣，導致身體機能變差。於是，為了維持足夠的肌肉質量，我們參加了愈來愈多健身房課程，也認真補充含有蛋白質食物。

這時候你可能會好奇，如果從不同管道攝取蛋白質，結果會有不同嗎？說到要補充體力，最直觀的就是吃肉不是嗎？畢竟，我們很難想像，吃豆腐和吃牛排對補充蛋白質的效果一樣好吧！那麼實際上，動物性來源的蛋白質，真的就會贏過植物性的蛋白質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或許還是要回歸到一些基本的蛋白質的合成與分解來做討論。

必需胺基酸

◎ 郭冠廷 （Gerald Kuo ）

台灣正快速走向超高齡社會，智慧穿戴（smart wearables）也從早年的計步、心率、睡眠分析，進一步走向跌倒偵測、健康預警，甚至結合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提供個人化建議。表面上看，這是科技進步；但若回到真實生活，問題其實很殘酷：真正最需要這些裝置的高齡者，往往也是最容易被它們拒於門外的人。

原因很簡單。對年輕人來說，穿戴裝置是升級版配件；對長者來說，卻可能是一個看不懂、按不準、怕按錯、又擔心資料外流的陌生機器。字太小、步驟太多、充電麻煩、通知太亂、說明太複雜，任何一個細節，都足以讓科技在第一天就被放進抽屜。當市場還在歌頌規格、晶片與演算法時，長者面對的卻是最基本的疑問：這到底對我有什麼幫助？我真的會用嗎？出了問題，誰來幫我？

這正是台灣智慧穿戴產業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台灣不缺硬體能力，感測元件、晶片設計、精密製造、代工整合，都是世界級水準；但我們長期的盲點也是事實：硬體思維跑得太快，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 UX）與軟硬整合卻常常落後。說得更直接一點，我們很會把東西做出來，卻不一定很會把東西做成「老人敢每天戴、願意長期用、家屬也信任」的健康支持系統。

如果用學術上常用的整合型科技接受與使用理論（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來看，高齡者是否接受智慧穿戴，至少取決於四件事：第一，績效預期（performance expectancy），也就是他是否相信這項科技真的有助健康；第二，努力預期（effort expectancy），也就是操作是否足夠簡單直覺；第三，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也就是家人、醫師與照護者是否願意陪伴與支持；第四，便利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也就是遇到問題時，是否有清楚的協助條件。遺憾的是，現在不少產品只在第一項大做文章，拚命堆疊數據與功能，卻在易用性、陪伴性與支持系統上全面失分。

美國總統川普與企業家巴菲特酷愛漢堡可樂，與一向節制飲食的前總統馬英九形成鮮明對比。心臟科醫師劉中平於其臉書發布最新內容指出，雖然高油脂飲食違背醫學建議，但醫療進步已能透過藥物協助控制代謝，強調「讓醫生」盡早參與健康管理才是王道。

劉中平指出，川普和巴菲特兩人行事風格和政治理念迥異，卻都愛吃漢堡和可樂，常常光顧麥當勞，吃到出了名。相比之下，馬英九一向以運動和節制飲食聞名，近來卻傳出健康有狀況，反而川普和巴菲特仍活躍於大眾面前。

而心臟科醫師一向反對高油脂和高糖分，但兩位高知名度人士，每天活力充沛，「還有意無意地宣揚他們的飲食習慣，那我們的眼鏡不是要碎滿地了嗎？」劉中平說道。劉中平也指出，雖然川普、巴菲特飲食不盡理想，重點二人是仍與醫師保持良好關係。他說明，巴菲特曾因攝護腺癌接受放射線治療，川普則定期接受健康檢查並服用高劑量阿斯匹靈保養身體。

劉中平表示，醫療上有個秘密不得不說，飲食和運動雖然對健康有影響，但還是有許多特例，有些人很努力運動和飲食控制，但身體仍然出狀況；某些人不運動亂吃東西，「但身體長期保持不錯，這是現在醫學還沒辦法完全解釋的部分。」

他進一步說明，醫療進步讓部分疾病和不良飲食可透過藥物克服。對高澱粉、高糖分、高油脂無法抗拒的人，可藉藥物將膽固醇和血糖控制在正常範圍；癌症若能早期發現，治癒率也相當高。

◎ 郭冠廷 （Gerald Kuo ）

近年來，「醫療、運動、營養」（醫動養）幾乎成為高齡健康政策的標準答案。從政府文件到產業白皮書，處處可見精緻的模型與架構。然而，當這些概念離開簡報與論文，真正走進長者的日常時，我們不得不誠實面對一個問題——這些理念，真的被活出來了嗎？

如果用一場音樂會來比喻，許多醫動養政策，更像是把各種高難度技術指標羅列在節目單上，卻忽略了節奏、呼吸與整體流動。醫療被切割為數據與檢查，運動被簡化為指標與時數，營養則停留在攝取與配比。看似完整，卻缺乏一種讓人能「生活其中」的連續經驗。

健康，從來不是分科的總和，而是一種生活的節律。日前，我有幸參與台灣高齡醫動養學會江漢聲理事長（輔仁大學前校長）的生日鋼琴音樂會。這場演出座無虛席，不只是藝術的展現，更讓我看見醫動養在生命中被真誠地實踐。

當晚從韓德爾《Passacaglia》開始，穩定的低音如同心跳與生理節律，讓所有變化有所依附；李斯特《超技練習曲》與蕭邦《革命練習曲》中，面對重量轉移與高強度負荷，展現的是身體在壓力中調適與強化的能力；而《夢中的婚禮》與《愛之夢》細膩的觸鍵與長旋律，則讓人感受到情感的滋養與關係的溫度。

◎ 郭昭宏／台灣腸道醫學會理事長、高雄醫學大學教授、秀傳醫院副營運長

台灣人常說「孩子生得少，每個孩子都是寶」，但公共治理真正的考題不只是補貼與口號，而是：我們有沒有能力把最需要被保護的族群守在風險之外——尤其是嬰幼兒。國民健康署統計顯示，2023年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數達34,781人，自閉兒童也逐年攀升。

發展遲緩及自閉的成因不是單一因素，但依據四大醫學期刊之《柳葉刀》之醫學報告，60%–65％是來自環境毒物，如重金屬等。它們無聲無息，卻會在孩子的發育關鍵期留下後座力。

天然無法「掛保證」：嬰幼兒海苔重金屬超標53倍太驚人

近期《鏡週刊》揭露，部分韓國進口嬰幼兒海苔送驗後發現，鎘竟然超標53倍，鉛也超標4倍。這數字對我們醫師而言，實在太驚悚！食藥署要求業者緊急下架回收，累計逾2.5萬件不符規定產品，不敢想像這些產品已被吃掉多少？如果持續下去又會如何？

魏杏芳／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兼任副教授、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通常所謂的競爭，是指多數廠商以其商品或服務在市場上爭取交易機會的行為，然而藥品在臨床試驗階段尚無具體的商品產出，臨床試驗本身亦非直接供交易的標的，卻是藥品取得上市許可的要件，是藥品生產的必要投入，因此，臨床試驗具有市場進入門檻的效果，也是前市場高度敏感的競爭要素，對後續的藥品市場競爭造成實質影響，故不宜將之視為單純的科學研究，應從市場監理的視角予以關注，以利藥品的開發與上市，增益國民健康。

藥商在臨床試驗階段面臨財務、成功率、時間延宕及法規監管各方面的風險，為了維持藥商持續投入新藥研發的誘因，制度上除了以專利權或藥事法所定之資料專屬、市場專屬等保護之外，臨床試驗的資料亦可基於「營業秘密」加以保護。

臨床資料對藥商而言極具商業價值，不言可喻。二〇二〇年歐盟執委會以違反歐盟競爭法為由，處分Teva與Cephalon間的逆向給付（reverse payment）協議。執委會發現，在原廠Cephalon就治療睡眠疾病藥物「莫達非尼」（modafinil）（商品名Provigil）與Teva達成的複雜協議中，除現金支付之外，還包括Cephalon允許Teva存取其他藥品的臨床數據，而該等數據對Teva極具商業價值。這凸顯了臨床資料蘊涵的競爭意義與市場監理介入的必要性。

目前實務上爭議的熱點在於，作為支撐送審藥品安全性、有效性及其他品質綜述的「臨床試驗報告」（Clinical Study Reports, CSR），是否屬於藥商的營業秘密而不能公開。二〇二〇年歐盟法院在PTC Therapeutics International v EMA一案的裁決中，直接處理了「臨床試驗報告」是否全部都是商業機密，一旦公開將損害藥商商業利益的爭點。歐盟法院明確宣示，「臨床試驗報告」不適用「全面機密推定」原則。主管機關取得或保管藥商為申請藥品上市許可所提交的文件，應逐一檢視是否有屬於商業機密的部分。主管機關得在遮蔽文件中的商業機密後對外公開，以落實歐盟機關在最大程度內賦予公眾取用文件的權利；作相反主張的藥商有義務負擔明確的舉證責任。這個裁決旗幟鮮明地支持歐洲藥品管理局的透明化政策，雖然不是直接以執行競爭法的方式去干預市場，而是以臨床資料透明性作為未來市場競爭的催化劑，深刻影響了藥品市場日後的競爭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