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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0 自由時報社論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身陷涉貪官司，被羈押於土城看守所，廣受矚目，國內外新聞媒體、街談巷議以此為熱門話題。柯文哲十年前以「誠信清廉」、「公開透明」、「超越藍綠」等為號召，宣稱白色力量足以「改變成真」，兩任台北市長，且在總統大選鼎足而立。如今被指選舉財務不清、涉嫌圖利或收賄，已遭羈押，雖是非曲直須由司法最終判定，但就政治效應而言，其個人及所欲建構的第三勢力，已因名與實、說與做之間落差極大，而有自毀長城之虞。

就柯文哲及其支持者而言，在民眾黨定調「國家機器動員、司法政治追殺」，並以「全黨動員、全國開講」全面挺柯一人之後，政治運作及抗爭已是現在進行式。然而，對關注台灣前景的廣大公民，從柯文哲涉案所看到的，毋寧是慶幸總統大選台灣沒選錯人，而一向夸夸其談的政治人物操守遭質疑，感歎權力使人質變，期待司法毋枉毋縱，要從這一眾所矚目的指標案件，展現公信力；其過程所牽涉的司法正義及法律攻防，對推動並普及法治觀念，建立成熟的民主社會，應有助益。

柯文哲引發的爭議及官司既眾所矚目，其中京華城案羈押庭兩度裁定不一，增添議論。先是地方法院法官裁定柯未主動干預，判其無保請回；在檢察官抗告後，高院依同案多名被告及證人說詞事證，裁定柯「積極介入」本案，裁定抗告成功，撤銷無保請回。地院因而重開羈押庭，法官以柯「明知違背法令，竟仍執意為之，貫徹意志，迥然若揭」，裁定羈押禁見。

法院裁定不一，是法官自由心證的結果。地院法官先是採信柯主張「相信具專業性且為多數決之都委會決議」，而對案情毫無所悉或未曾懷疑，且檢察官所提事證難以證明柯犯嫌重大，裁定無保請回。裁定旋引發軒然大波，主要是違反常識常理，即市長在公文書上蓋章，事後卻以「不知道」或「副市長幫蓋的」自辯。以京華城案爭議極大，市府與業者早有訴訟，加上柯文哲的行事作風，以「不知道」自辯，其誰能信？不合常識常理的難以持久，因此輿論譁然、檢方不服、高院發回、地院更裁，都是必然的結果。

不過，這也引發司法改革的議論。即就社會矚目或重大繁難案件的羈押庭，是否由現今的一位法官獨任，考慮改為合議裁定，以降低濫押或縱放的可能，並避免「同一法院、同樣事證、不同裁定」，導致同一案件數度來回，如鄭文燦案來回三次的現象，應有助增進司法公信力。

必須強調，台灣以往檢方「押人取供」的情事屢見不鮮，後經大法官會議解釋，以羈押形同拘禁，不可率然為之，羈押權已於一九九七年回歸法院。如今，羈押權的濫用已有節制，應可再求精進。另一方面，柯文哲被裁定無保請回後，民眾黨聲明感謝法院扛住壓力還其公道，三天後遭羈押禁見，卻又指控法官羅織罪名；顯見其判斷司法公平與否的標準，獨沽放柯、羈柯一味，而非以法院裁定理由為據，其為政治抗爭，昭然若揭。

尤有甚者，在群眾集會場合，形塑「台灣曼德拉」、「示現菩薩」等形象，把賴清德總統說成皇帝，指控新黨國體制、綠色恐怖治國。凡此或屬在同溫層取暖大會自嗨所常見，但集體陷入「唯柯是尊」的個人崇拜而不論是非，卻不利民眾黨爭取理性公民的普遍認同。

事實上，柯文哲引發的爭議，京華城案之外，還有他案，即使其競選總統財務，也有帳目不清、前言不對後語的情事。以選舉補助款為例，把政府補助款一億一千多萬元的三分之二歸於柯個人，顯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政治獻金法》規範相悖；尤其把其中四千三百萬元購置個人辦公室，也可能超額而違法。從而，柯文哲決定不抗告，羈押兩個月期間，實為個人省思「素人從政」起起落落，並檢討是否有違初衷的機會；尤其爭議中諸多「柯黑」都曾是「柯粉」或前幕僚，顯見從基本做人到為政的領導統御，都出狀況。

對台灣整體而言，柯文哲涉案所牽引的羈押、抗告等司法程序，判別圖利、收賄等罪刑，乃至於無罪推論、偵查不公開、輿論審判等人權及公正司法的要項，也有機會藉眾所矚目的案件，再度檢視而讓公眾理解。至於司法機關，當前要務是讓證據說話，依程序正義的前提，辦好京華城案及其他可能牽涉案件。只要秉公辦案，減少外界政治干預，確立司法獨立與威信，全民都會支持，台灣民主法治的明天會成熟而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