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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為了挽救急速滑落的支持度與聲量,柯文哲近日拿李登輝前總統當年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說嘴,毫無準備的拼裝論述一出口,就被輿論猛烈抨擊,顯現柯文哲欠缺中心思想與歷史縱深的毛病。

柯雖然自栩毛澤東著作看不少,但是囫圇吞棗、口無遮攔的性格,反讓自己成為毛澤東口中的「好讀書不求慎解,喜說話信口開河」不學無術角色。面對社會大眾的質疑,柯文哲隨即改口是為了「解決問題」,問題就是這些內容本來就只是譁眾取寵的道具,何來什麼政策執行與解決力,大抵也只有柯粉同溫層覺得阿北可愛又務實。

柯文哲最擅長的,就是透過那套話術將所有議題碎裂化與去脈絡化,然後故弄玄虛賣弄自己智商過人且見解獨特,他身旁的人或許也沾染這種政治文化,然後這個黨上下彷彿沒有真正的專家學者,所謂文膽與幕僚都只是取悅主子的應聲蟲,因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事實與來龍去脈。

如果要談「特殊國與國關係」(以下稱「兩國論」),就必須把李登輝的政治謀略嵌入90年代國際、兩岸與國內的政治氛圍,如果忽略這些內外在的條件,硬把自己瞎掰的內容剪接在別人身上,這才是公然的吹噓與說謊。

如果用一句話形容兩國論的內外邏輯,那就是將台灣民主憲政與兩岸關係相互連結,一方面與中國做出政治區隔,另一方面讓台灣走向世界。

在蔣經國去世後,台灣面臨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在這個背景下,李登輝清楚唯有推動總統直選、立院全面改選、終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等憲改工程,才能讓台灣在兩岸議題中擁有政治與戰略高度,並獲得美國與西方民主國家的信任與支持。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重要的起手式

李登輝在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重要的起手式。他認為讓台灣回歸憲政體制,才能在制度層面處理威權政體與黨國體制的正當性問題。此外,《有憲法增修條文》的提出,不僅讓台灣落實憲政主義的初步內涵, 同時賦予國⺠主權的基本精神,最為重要的是,在兩岸競爭中產生制度的差異性,也讓台灣擁有政治制高點。

具體而言,李登輝在這個時空背景之下所提出來的「中華⺠國在大陸、來台灣、在台灣」的說法,到了陳水扁時期 「中華⺠國是台灣」的內容,到了蔡英文時期則內化成為 「中華⺠國台灣」,在自我主體性建構的過程中,不僅完成了以台灣為中心的本土化路線,同時也建立了新的國家 與族群認同,終究取代了國⺠黨長期壟斷的「中國中心、 一中法統」的典範。

在政策層面,李登輝為了抗衡中共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與「三通四流」的統戰方針,他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經準備從「一中代表權」的陷阱中掙脫出來,取而代之則是務實外交的攻勢作為。

李登輝認為,在客觀實力原則下,不利台灣與對岸進行外交零和賽局,唯有跳脫既有戰場才有主動出擊的可能。這就是李登輝式的「小國外交」策略,最終以1999年提出的「兩國論」作為具體表現形式。

深入觀察,「兩國論」其實就是「兩德模式」的台灣版本。當年西德為了補足自己在國際承認的不足,因此在正視政治現實的基礎上,對東德提出了善意的主權倡議。

「兩國論」其實是「兩德模式」台灣版本

首先,東西德必須認識到德國主權目前是「分裂的」,亦即是兩個德國同時擁有彼此的主權與治權;其次,任何一個德國都無法在國際社會或組織宣稱「他可以代表另一個德國」,這既沒有法理基礎也直接否認了「一個德國」的邏輯謬誤;最後,雙方透過背後的強國美俄及其集團進行交叉承認,不僅補足自己所欠缺的國際人格,同時用東西德用兩席在1974年同時加入聯合國(過去都只是觀察員)。

以此推論,兩國論的「特殊」其實只是個修飾語,其目的是為了將相關衝擊降到最小,國與國關係才是真正的重點,柯文哲完全不了解這個歷史脈絡,也難怪可以若無其事地說謊鬼扯。

李登輝在推動兩岸路線調整中,也必須考慮美國作為兩岸戰略平衡者的角色,亦即避免被華府視為「現狀改變者」衝擊美國國家利益。

這個分寸不好拿捏,特別是1996年台海危機後,柯林頓 政府開始修補與北京的政治關係,在其提出「新三不」與 「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下更顯艱難。然而,李登輝之所以獲得美方的信任,主要還是台灣⺠主化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畢竟「⺠主」與「市場」是柯林頓遂行交往政策的工具與目標。

柯文哲還不知道的是,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其實深受「兩德模式」的影響與啟發,其中也可以意識到李登輝90年代憲政工程的斧鑿,這些基礎不僅構成蔡英文昔日兩岸論述的主軸,也被賴清德現在所延續,相形之下,更暴露了柯文哲的無稽之談。

 張宇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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