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忠憲
我不急著給賈掌聲，也不打算送她虛聲。
最近，賈永婕在參訪義光教會時的發言，引起不少討論。也許對某些人來說，那只是一次公開行程；但對她而言，卻像是一場遲來的歷史補課。
她坦承自己過去其實早已聽聞林宅血案，卻一次又一次選擇讓它從眼前飄過。她說，那或許是因為不想面對自己長久以來建立的認知，不想讓既有的世界觀崩塌。
這樣的自白，其實可以不說，但她卻選擇在公開場合承認，並形容自己正在「補修不及格的台灣真實歷史學分」。
有人因此深受感動，認為這是一種真誠的覺醒；也有人保持距離，懷疑這樣的轉變是否太晚，或是否帶有其他動機。
於是，一段本來可能成為歷史對話契機的過程，很快就被拉進支持與質疑的兩極。
也許真正成熟的公共文化，不是急著選邊，而是同時容納兩種態度：允許晚來的理解，但也保留質疑的空間。
完全否定往往過於苛刻，人本來就會改變，歷史認知也不是一次完成的功課，德國戰後的經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許多在納粹時期成長的一代人，並不是一開始就願意面對歷史責任。真正的大規模反思，是在幾十年後才慢慢展開。1960年代之後，德國社會才逐漸出現對過去的公開質疑與自我檢視，許多長輩在晚年才承認自己曾經選擇「不知道」。
如果以今天的標準要求每一個人都必須從一開始就站在正確的一邊，那其實是一種過度理想化的人性期待。
過快的神化同樣危險。德國作家Günter Grass在晚年坦承自己年輕時曾加入過武裝親衛隊，這個自白並沒有換來一致的掌聲。
有人肯定他的誠實，也有人質疑為何多年後才說出口。德國社會並沒有把他的轉變視為單純的英雄敘事，而是在尊重與批判之間保持張力。這樣的討論，反而讓歷史反省更具深度，而不是停留在道德表演。
另一個例子是前總統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1985年的國會演說中，重新詮釋德國戰敗日為「解放日」。他的講話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立場，而是他承認了許多德國人長期以來對歷史的沉默與逃避。這種語言不是要神化任何個人，而是讓社會慢慢接受：理解歷史，本來就可能是晚來的。
也許更健康的態度是：讓轉變存在，但不急著定義它的價值。既不把遲來的理解視為罪，也不把它立刻當成道德高地。社會可以一邊觀察，一邊討論，一邊等待時間的沉澱。
真正的歷史學習，往往不是在某一個瞬間完成，而是在不斷修正中慢慢成形。有人早一步，有人晚一步，這本來就是人性的常態。重要的不是誰最早看見，而是當越來越多人願意重新看見時，我們是否還能保有一點耐心與節制。
人並不是在「從未犯錯」中成長，而是在承認自己曾經選擇逃避之後，才真正開始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立場永遠正確，而是有勇氣讓舊有的認知崩塌，再重新建構世界。
但自由也包含自我節制，允許他人改變，同時保留理性的懷疑。因為真誠需要時間驗證，歷史需要行動累積。
如果我們既拒絕一切遲來的理解，社會只會僵化；如果我們對每一次轉變都急著加冕，公共空間就會變成舞台。
在掌聲與質疑之間保留距離，也許正是成熟民主最安靜、卻最困難的修養。
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誰比較晚醒來，而是我們是否願意讓他人有醒來的空間。
（作者為資安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任教單位無關。）
本文轉載自李忠憲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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