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哲廷
當「你講中文，就是中國人」這句話在網路上被理直氣壯地重複，其實暴露的不只是知識不足，而是一種政治不安。國族焦慮將語言召喚上戰場，彷彿一旦語言不能等同於國家，政權的座標就會飄移。語言本身並無錯，它被當作工具被誤解、被武器化。
然而，若把中文當作血統的延伸，那麼現代中文的多國起源會讓民族主義者尷尬不已。十九世紀，漢字並不具備描述科學、哲學、社會的新功能。傳教士在中國翻譯宗教典籍與西方科學文獻時，創造了「自由」「權利」「物理」「化學」等現代詞彙的雛形；日本明治學者則以語義重鑄、舊字新義、借字等方式，將漢字系統建構成可承載現代知識的工具。這套語彙系統並非單一民族的產物，而是跨國協作的成果。若否認這段歷史，民族主義的敘事便只能停留在幻想裡。
白話文運動後，中國知識分子大量吸收日本翻譯的術語，使現代中文骨架迅速成形。胡適、陳獨秀、魯迅的書寫，不只是文化模仿，而是東亞跨語言互動的結果。語言並非自動生成民族，而是國家與精英通過教育、印刷、標準化操作構建的想像。Benedict Anderson說，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語言只是材料；Gellner指出，國家需要統一語言，而非語言天然生成國家；Hobsbawm提醒我們，文化延續不等於政治延續。歷史上多民族政權輪替、語言政策變遷，中國的例子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國際比較也顯示語言與主權無必然關係。英語遍布美國、加拿大、印度、南非、新加坡，卻不代表講英語者都是英國人；西班牙語連結多個拉丁美洲國家，但各國歷史與文化截然不同；阿拉伯語雖高度統一，政治卻高度分裂。東亞漢字文化圈亦是如此：共享文字，不等於共享國家。相反，中國大量借用日本翻譯的語彙，證明現代中文本身就是跨國、跨文化的混血產物。
當語言被國族化，它便失去了流動性與吸收新知的能力。「中文是中國人的語言」忽略了日本、傳教士及跨文化翻譯的貢獻，只為滿足單一敘事的國族想像。語言不是城牆，而是水管，它流經各地文明，帶來新思想，也傳遞過往經驗。誰把語言當作祖產，誰就被困在牆內。
理解語言的混血史，不是削弱文化自信，而是理解現代世界的起點。每一個現代中文的詞彙，都承載跨國文明的協作痕跡。若語言能決定主權，那些最常使用和製漢語的人，恐怕比任何人都更該承認自己是日本語義的受益者。語言讓文明相遇，而非國族隔離。拒絕簡化語言史，是對現代性的基本尊重，也是對世界複雜性的正視。
（作者為詩人、自由工作者）
鳥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