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宏仁
今年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率團出席德國柏林安全會議（Berlin Security Conference, BSC），我也有幸參與其中，並與多家德國智庫進行對話。我深刻感受到一件事情：德國的政治氛圍真的變了，台灣的外交角色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被動等待，而是逐步被看見、甚至被納入歐洲的重要戰略討論之中。
事實上，在此之前，德國早已釋放出一連串的友台訊號：前總統蔡英文受邀在「柏林自由會議」發表演說；更之前，副總統蕭美琴在德國政府的正式許可與禮遇之下，從法蘭克福轉機前往布魯塞爾歐洲議會進行演說。這些在德國過去幾乎不可想像的安排，如今卻接連出現。雖然說德國對台政策並不是180度的翻轉，但這些細節清楚反映，連德國這樣過去保守的國家都對台灣有所改變，可見整個歐洲在看待中國與台灣時的視角，也正在出現變化。
德國向來都是聯合內閣執政，換句話說，其內部往往會同時存在兩到三種不同的外交路線。上一屆的「紅綠燈」聯盟中，社民黨偏向對中對話，綠黨強烈批判中國人權議題，自由民主黨則主張經貿務實；而2025年5月上任的現任政府，則由反中的基民黨主導，搭配左翼的社民黨。然而，就算是在社民黨主導的前一屆政府，也在2024年9月派出兩艘軍艦通過台灣海峽 ——那是22年來首次，也是德國戰後外交文化中的巨大突破。
此次 BSC會議中，有個突破點是，台灣陸軍現役上校著軍服出席會議。這不但是因為大會對台灣參與的認可，也是對台灣主權的尊重。短短兩個月內，繼謝日升中將赴華沙出席安全論壇後，台灣第二次有中高階軍官穿軍服出席歐洲高規格會議。這些象徵性動作背後傳遞的訊息，其實比表面更深遠：歐洲國家已經開始把台海議題視為與自身安全直接相關，而非置身事外。
德國對台海的態度之所以轉向，不是偶然形成，而是受到外部刺激、地緣政治壓力與戰略考量逐步累積的結果。德國的外交傳統向來謹慎甚至保守——如果沒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如果沒有歐盟內部的強烈要求，德國不可能調整其國防政策。
當俄羅斯以能源作為地緣武器，德國才痛苦意識到過去的「對外依賴」已經轉變為戰略弱點。如今，中國開始使用稀土、關鍵材料出口管制作為施壓手段，這種熟悉的模式讓歐洲迅速連結起過去對俄羅斯依賴所帶來的創傷記憶。
在這樣的脈絡下，台灣的國際價值因此被突出。全球95%的高階晶片由台灣生產，而台灣對外合作的模式與中國截然不同——不是用市場與供應鏈製造「依賴」的陷阱，而是用穩定性、透明度與法律制度累積信任。這次無論在BSC或是各智庫，在場每一個單位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歐洲如何與台灣在AI、半導體、資安與高科技保障上建立更具體的合作？
所幸，台灣政府這幾年已經提前做好準備：賴清德總統成立跨部會的「經濟外交工作小組」、林佳龍部長推動「三鏈戰略」與「榮邦計劃」、國發會與經濟部、數發部共同提出的「AI新十大建設」，都已成為台歐合作可以立即接軌的平台。台灣已不再只是希望歐洲「多幫幫我們」的角色，而是能夠實際提供高科技能力、供應鏈韌性與民主夥伴價值的關鍵國家。
然而，台灣還需要做得更多。這次在德國，我觀察到在歐洲，特別是德國的政策圈與智庫界，不喜歡聽「政策宣傳」。他們希望的是在這些政策之後，如何可以具體地跟台灣共同尋找出可操作的合作途徑。因此，台灣除了政府與產業的連結外，更需要強化學界與智庫在歐洲的參與，把台灣的戰略角色以更系統、理論化的方式呈現給歐洲。要讓歐洲明白，台灣的合作模式不是「依賴」，而是共同提升韌性、共同面對來自中國與俄羅斯的結構性挑戰。
我深信，外交影響力不會在一次出訪就看出成果，但是每一個細微的進展，都會在某個時間點匯聚成一條更清晰的道路。台灣的步伐也許不大、過程也常伴隨艱辛，但正穩穩地向前推進，終會成為台歐關係轉變的基礎。
（作者為成大政治系教授、國策研究院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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