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傑森
台灣目前正處於史上最輝煌的經濟轉捩點。隨著AI和半導體產業鏈的爆發，二〇二五至二〇二六年人均GDP預計將跨越四萬美元大關，不僅領先東亞鄰國，更象徵台灣正式跨入高所得國家之林。然而，在絢麗的宏觀數據下，卻掩蓋了日益嚴峻的「K型復甦」：以台積電為首的高科技產業薪資節節攀升，但佔就業人口多數的傳統產業與服務業，卻受困於微薄的基本薪資，在通膨壓力下感受到的不是國家繁榮，而是深刻的剝削感。
這種「數據亮眼、基層無感」的現狀，是導致社會對立、民怨積累的核心原因。當政府公告經濟數據以彰顯政績時，對於月領二萬九或時薪一九〇元的基層打工族而言，更像是一份諷刺的成績單。要化解這種相對剝奪感，執政者必須跳脫「提高法定最低工資」的傳統思維，因為硬性調高基本工資，往往會逼死體質脆弱的中小企業，最終導致失業率上升。
筆者建議，政府應扮演「分配中樞」，利用AI發展帶來的超額稅收與股市交易紅利，實施精準的「勞動力價值差額補貼」。具體而言，應建立一套「時薪與月薪聯動」的補貼模型。若以每月工作廿日、每日八小時（共一六〇小時）為基準，政府可設定一個「共享發展目標」。例如將實質基本時薪從一九〇元補貼至二三〇元（增加四十元），則月薪補貼應對等增加六千四百元（一六〇小時×四十元），使底層勞工的實質月收入從二萬九千元直接躍升至三萬五千四百元。以上補貼係指補貼收入不足上述金額的受薪者，已超過則不予補助，若時薪二二〇元，則補足到二三〇元，月薪也是相同邏輯。
這種做法的優勢在於，一、「精準投放」，透過勞保與稅務系統勾稽，補助僅針對低薪族群，而非普發式的撒錢，能大幅節省預算並提升政策正當性；二、「勞資雙贏」，企業維持原有的薪資支出，政府則扮演「加薪者」，既能減輕微型業主的倒閉壓力，又能實質保障勞工購買力；三、「政治防禦」，這類直接讓基層獲益的預算，在野黨極難提出反對理由，能有效將執政劣勢轉化為優勢。
長期以來，台灣的執政優勢往往因為分配不均而轉化為民怨。如果政府能主動試算並執行這套「發展紅利分享計劃」，讓基層勞工在踏入工作場所時，能感受到口袋裡的錢確實隨國家發展而增加，而非僅僅是電視新聞裡的GDP數字。當政府有勇氣從金融、科技等強勢產業溢出的稅收中，撥出一部分直接補貼基層勞動力的價值時，台灣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文明富強國家。這不僅是為了選票，更是為了在四萬美元GDP的高度上，承接住每一個支撐這座島嶼運行的無名英雄。
（作者是科技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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