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宏仁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將宣布於例行國會開議前解散眾議院。多數評論將此舉解讀為政權基礎不穩之故，但若僅止於此，恐怕低估了這項決定背後更深層的戰略邏輯。這並非單純的權力算計，而是一場因應中國結構性壓力所啟動的政治解方。
從制度面來看，高市若選擇不解散國會，原可在現有架構下持續執政到2028年10月。然而，當前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僅維持「勉強過半」的執政聯盟，對於任何涉及國安、財政與對外戰略的重大政策而言，這樣的國會結構都意味著高度不確定性。平時或許尚可勉力運作，但在面對長期外部壓力時，卻難以支撐一個需要快速決斷與高度一致性的政府。
真正促使高市必須「提前攤牌」的關鍵，就在於中國。自其上任以來，北京對日本的外交指控、輿論施壓乃至經貿工具化操作已呈現長期化趨勢。過去中國對澳洲、加拿大、韓國與挪威等國的經驗顯示，此類制裁往往是以「年」為單位的消耗戰，而非短期衝突。在此情況下，問題早已不是如何避免制裁，而是如何可以順利吸收、轉嫁制裁成本並最終免疫其衝擊。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因素」具有決定論的力量。事實上，日本在涉及台灣或安全政策的關鍵抉擇上，是否選擇頂住北京壓力，往往取決於兩個更為核心的條件。其一，是領導人本身是否具備足夠的「政治決心」。歷來觀察可見，無論是 安倍晉三，或是高市早苗，其對中政策的判斷與承擔風險的意願，顯然高於岸田文雄或石破茂等較為保守的領導人；其二，則是政策結果所能為日本帶來的戰略利益，是否明顯高於中國可能施加的制裁成本。若答案是肯定的，日本政治體系最終仍會選擇推動該政策，而非因外部壓力而自我限縮。
正是在這樣的邏輯下，才能理解高市為何高度重視「安保三文件」的再檢討。其核心並非單純軍備擴張，而是重新詮釋「不擁有、不製造、不運進」核武三原則中，對「不運進」的政策彈性，使美國核動力潛艦等戰略載具在不違背既有原則的前提下，得以發揮實質嚇阻效果。此一設計所回應的，固然包含北韓風險，但在當下情境中，更直接指向中國持續升高的區域壓力。
根據讀賣新聞的報導，高市首相曾明言若能在眾院選舉中取勝，將有助於提升領導力，並「創造有利於與中國進行長期對話的環境」。這段話揭示了她的戰略思維：和平的前提是實力，而實力不僅來自於軍事部署，更來自國內民意授權的厚度。唯有透過重新選舉取得清楚授權，高市才能在面對北京時頂住壓力、展現主權。
回顧1997年台灣的修憲，當時朝野共識是將台灣體制推向強化總統民意正當性的方向前進，原意正是讓國家領導人得以在承擔外部壓力的同時，又有國內完整的民意支持。然而，當年或未充分預見，若國會政治失序、在野黨以癱瘓治理為策略，台灣的總統是否也能像法國總統一樣在有條件的情況下解散國會。相較之下，日本賦予首相「解散國會、訴諸民意」的憲政工具，使高市早苗得以主動破局、重塑政治授權。這也讓台灣社會可以重新思考：在現今高風險的國際環境下，我們的憲政設計，是否已具備足夠的韌性，讓民意真正成為化解僵局、推動改革的力量來源。
（作者為成大政治系教授、國策研究院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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