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裕翔
近幾年，一個在日本逐漸浮現的社會現象，值得台灣高度警惕。隨著中國大陸中產階級與專業人士長期移居海外的人數增加，日本成為其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這些被稱為「潤日族」的新移民，多半不是為了就業機會或文化認同，而是著眼於更安全的社會環境、更穩定的法治秩序與更高的生活品質。然而，與早年努力學習日文、積極融入在地社會、以落地生根為目標的新華僑不同，這一波移居者往往選擇維持原有生活圈，不學日文、不參與地方社群，也不以長期社會連結為考量，形成一種身在日本、生活卻不在日本的特殊狀態。
這類移居者通常攜帶可觀資金，進入日本後並未立即投入當地勞動市場，而是集中在東京港區、江東區等熱門地段置產，或轉向地方城市大量購屋作為出租與資產配置用途。
這樣的行為雖多半符合法律規範，卻在實質效果上推升房價、加劇居住資源競爭，也讓原本已承受生活成本壓力的年輕世代與在地居民，感受到被排擠的不安。當移民被視為只帶資金、不帶責任，甚至被認為是在利用制度漏洞套利時，社會觀感自然迅速惡化。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社會對移民的排斥情緒，並非源於單純的族群歧視，而是來自對社會公平感被侵蝕的集體焦慮。當部分外來人口享受公共安全、基礎建設與制度穩定，卻不願承擔語言學習、社會互動或公共責任，原本對移民相對保守但包容的日本社會，也開始出現反彈。近年來，日本政府提高商務簽證門檻、加嚴資格審查，甚至重新檢視不動產與居留制度，正反映政策面試圖為快速升溫的社會壓力降溫。
這樣的發展，對台灣而言並非遙遠的他國故事。在少子化與高齡化加速的背景下，台灣同樣面臨勞動力不足、產業升級與人口結構失衡的多重挑戰，社會也逐漸出現是否需要更多外來人口的政策討論。然而，日本的經驗提醒我們，移民政策若只聚焦於資金流入、投資額度或短期經濟效益，卻忽略社會整合與公共承擔的制度設計，移民很容易從人口補充轉變為社會摩擦的來源。
更值得警惕的是，台灣目前在移民與長期居留政策上，仍存在制度目標模糊的問題。一方面，政府期待引進專業人才、外資與新動能；另一方面，對於語言能力、社區參與、不動產投資行為與長期公共義務，卻缺乏一套清楚、一致且可被社會理解的規範。若未區分實際居住與工作與純資本配置型移居，任由資金型移民大量進入房市，勢必加重本已緊繃的居住負擔，也可能在未來引發對外來人口的不滿情緒，反而傷害台灣原本相對開放與友善的社會氛圍。
因此，台灣若希望建立一套可長可久的移民政策，應及早正視誰是我們想要留下來的人。語言學習是否應成為長期居留的必要條件，購屋是否應與實際居住、工作或家庭連結掛鉤，長期居留與永久居留權是否應與納稅、社會參與或地方連結產生更實質的關聯，這些制度選擇並非排外，而是為了確保移民政策能促進社會整合，而非加深分化。
移民政策的本質，不只是讓誰進來，更是我們希望成為什麼樣的社會。日本當前的調整，正是一種在社會壓力下被迫修正的治理回應。對台灣而言，與其等到房價失控、社會情緒反轉後才匆忙補救，不如現在就從他國經驗中汲取教訓，建立一套兼顧開放、秩序與社會整合的長期移民治理框架，才能真正把外來人口轉化為社會的正向力量，而非未來的政策難題。
（作者為資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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