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23832245的部落格

◎ 陳怡凱總統那句「幾十年來中國沒有越雷池一步，是因為實力不到」之所以會引來某些人的激烈反應，是因為直接打到了他們的痛點。投降論若要具有合理性，一個必要條件（還不是充分條件）就在於敵人具有征服我方的實力優勢，否則無以自圓其說。於是乎，「中國的軍事實力」就是投降論者必須大肆宣揚的核心，另外則要相應對於臺灣的防衛能力極度貶低，讓受眾相信怎麼抵抗都是徒勞。所以說，總統這句「因為實力不到」，等於是在否定他們觀點的根基，他們自然會大量動員、拼命猛打，儘管這只不過是講出了一個簡單的常識而已。不相信北京實力不到？這樣說好了：如果實力已到，他們早就幹了。要講手上沾染的人命，紅色中國在歷史的排行榜上可說是名列前茅，難道還真以為這樣的政權會對臺灣人心慈手軟？

在台灣，肺癌為發生率與死亡率皆長年居高不下的癌症，其中大部分是肺腺癌。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外科方信元醫師指出，隨著胸腔電腦斷成檢查普及與醫療影像技術進步，越來越多民眾意外發現肺部有陰影、結節或毛玻璃狀病變時，患者應謹慎評估與面對，多問一些專家意見，不要因為過於焦慮害怕、急於手術切除，而忽略了解手術風險與方式。大部分肺部的病變，只需要配合定期追蹤，若無變化就無需過度擔憂。毛玻璃狀結節不等於肺癌！醫：術前「這些事」都要確認「發現小結節或毛玻璃狀變化，不代表就是肺腺癌。」方信元副院長說明，肺部毛玻璃狀病變一般是0.3至2公分左右的微小病灶，屬於影像學名稱，並非診斷肺腺癌，也可能代表發炎或良性病變，有可能會消失，建議應先至少追蹤一次，並長期持續追蹤，確認病灶確實出現變化後，再決定是否需進一步治療。方副院長也指出，毛玻璃狀結節確實可能是早期肺腺癌病變，但應不會馬上危及生命與轉移，是否需要手術，不只看病灶大小，還需考量外觀，實心組織的比例、病灶邊緣的形狀、位置及數量等因素，手術如何定位與要切除肺部組織範圍與大小，需由專業手術醫療團隊綜合評估。他建議，患者在面臨手術決策時，患者與家屬應先了解手術風險、方法及可能併發症，應多諮詢幾位醫師的意見，避免在焦慮下過早動刀。另外，若已確診為肺腺癌並考慮手術時，術前應進行腦部、骨頭、淋巴結、肝臟等全身檢查，確認沒有轉移，心肺功能允許執行該手術，充分了解手術目的、流程、術後可能併發症等，再做出決策。早期肺癌以手術為主　EGFR基因檢測現在有補助方信元副院長指出，針對早期肺癌，目前主要治療方式仍以手術為主，例如肺節或肺葉切除，再配合淋巴結清除。「統計數據顯示，臨床和病理期別越後期，患者越有可能復發。不過即使是第一期，腫瘤形態也非常多元，若為實心腫瘤，復發機率可能高於毛玻璃狀腫瘤。」根據研究指出，若患者有EGFR基因突變，接受標靶藥物後臨床治療效果較佳。方副院長建議，不論期別，所有肺腺癌患者都應進行EGFR基因檢測，以利未來若術後復發，可及早規劃標靶治療，「且部分患者在術後對復發感到恐懼，透過基因檢測了解後續可行的治療選項，也有助於降低不安情緒。」目前台灣癌症基金會也提供早期肺癌EGFR檢測補助，符合條件的第一b（Ib）期、第二期、第三（IIIa）期癌友可提出申請。肺癌治療武器多　新一代EGFR標靶藥物助術後輔助治療方信元副院長表示，現今肺腺癌治療日新月異，除了過去的手術、化療、電療，目前也有多種標靶與免疫療法，包括EGFR、ROS1、ALK等基因突變在內的新一代標靶藥物可供選擇，早期肺腺癌患者也可在術後根據個別需求，接續採取輔助治療。其中針對1B期的患者，方副院長指出，臨床研究已證實使用新一代EGFR標靶藥物可降低復發機率、延長無疾病存活期，也觀察到部分患者抗藥性延緩發生，不過實際治療效果仍要考量個別患者的病況，預防作用並非絕對有效。同時也提醒患者，服用標靶藥物初期，應每個月回診讓醫師評估狀況，常見的副作用如皮膚炎、甲溝炎、腹瀉、口角炎，多數是可以處理的，只要及早發現，通常就能用適切的藥物控制。

二〇二五年即將過去。對台灣來說，這是動盪的一年，台灣的經濟、外交有突破性成就，但中共的武力威脅與台灣內部協力者的配合也是空前未有。針對中國對台灣與印太區域日益加劇的威脅，賴清德總統十一月廿六日在記者會提出《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全面建構民主防禦機制》及《強化國防戰力，全方位打造國防關聯產業》兩大行動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賴總統這項講話至少提出三次中共對台的「強制性統一」，但在台灣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主播張雅琴大概有兩次呼籲大家注意這個新的說法。所謂「強制性統一」，賴清德總統是這樣說的：「中國在加快『武統台灣』軍事整備的同時，更在國際、兩岸及各領域，加大推進假和平為名的『強制性統一』，企圖把台灣變成中國管轄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除了武力攻擊以外的一切威脅利誘手段（當然包括最重要的武力威脅），都是為了「強制性統一」這個目標服務，意即沒有真誠的「和平統一」，若有真誠的和平統一，何必藉這些手段來輔助？一九五〇年代進軍西藏是強制性統一，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也是強制性統一，都是藉軍事威力加上甜言蜜語的欺騙。九七前，作為香港第二個權力中心的新華社（如今的中聯辦）就不斷介入「擾亂港英的統治」。當初支持中共收回香港的民主派，如今也被排除於「愛國者」之外，連政黨都不准存在。鄭麗文也希望中共這樣對付民進黨，她才不會倒八輩子的楣？十二月廿九日中共圍島軍演勢在必行，是因為：一，中共內部經濟困境加劇，許多地區的除夕倒數計時晚會取消，因擔心民眾的不滿導致聚集後演變成為「除習」。二，反日無功累計民怨，把矛頭轉移到台灣；中共不可一日無外部敵人，一旦沒有外敵，共產黨就是中國民眾的敵人了。三，共軍高層還在大整肅，人人自危，必須打外部敵人以緩和內部矛盾，以對外顯示內鬥未影響戰力。台北市長蔣萬安廿八日晚從上海雙城論壇回台北，廿九日清晨中國就宣布軍演。蔣萬安自己違背雙城論壇要「有條件的召開」的承諾，中共自然也不會尊重蔣，而把他當成會說話的道具，用完即丟。相信蔣萬安不會汲取教訓而任令唾面自乾，因為上海是他決定參政的地方，操縱他的那條繩索不會斷，他也沒有勇氣掙脫。面對強制性的統一，除了賴總統提出一點二五兆的軍事投資以增加抵抗力維護和平，並與盟友合作外，就是民眾要團結，肅清內奸，加強抗敵意識。若有朝一日中共自認條件成熟要對台灣動手，它必定高喊即日起不堅持台獨的就既往不咎，藉以分化台灣，屆時有多少人相信中共的話，就將決定台灣的命運。中共對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統一」都是如此模式。（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 李敏勇中國，號稱大國，但帝國轉型並不順利。一九一二年，以民主為表，民族為裡的革命推翻清帝國建制，成立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即被以社會為表，共產為裡的革命再度推翻。民主為名，實則從右翼專制轉為左翼專制，並未形成正常民主國家。歐洲的帝國轉型，先是保守政黨掌握權力，演進到激進政黨加入競逐，右翼左翼的政黨都有被人民選擇為執政黨的權利與機會，革命取代政權成為不必要的歷史，政黨政治演化民主國家正常的權力邏輯。以人民民主為了名實專政的政治體其實面對被革命的潛在情境，必須不斷警戒防範挑戰的體制外力量，形成內部緊張的各種禁制力量，人民不能享有充分的自由權，而國家體制也面對被挑戰的社會力。中國的六四事件就是尋求改變的社會力，出於學生運動，這也是當年共產黨革命的某種社會力，是理想主義的實踐。中國當局面對六四天安門的改革運動要求，失去翻轉形成民主國家或逐漸形成民主國家的機會。當時的世界因為經濟經濟的利益對中國工廠和市場的非常份之心，縱容中國對民運的壓迫，助長中國走資化的經濟發展，導致今日不得不面對的新霸權困境。以為經濟發展有助於一個國家的民主提升，這是美歐強盛民主國家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的經濟發展並沒有推進民主化，反而成為恐怖強權，助長中國的野心，既對外擴張勢力也對內壓廹。為了一黨專政人民革命邏輯，馬列主義化的新帝國扶著某種走資化形成的國勢，取代已解體的舊蘇聯成為對抗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陣地。昔日的美蘇對抗成為今日的美中對抗，中國發展經濟並非為了人民的福祉，而是成為新的覇權，既有一雪中國在近代歷史的屈辱之恥，也有重新誇耀中華民族榮光之心。民主並不是中華民族或中華文化的基因，以人民革命為名形成的新帝國重視的是睥睨世界，讓虛構的中華民族君臨天下。地廣人多的中國原可以多國家形成合眾國，朝向普遍民主制國家發展，但強權之夢讓中國無法成為文明大國。也因此，中國無法吸引已經民主化的台灣，只能文攻武嚇染指台灣人的心。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在民主化之後也呈現不適應症候群，仍懷想類殖民統治，其實是流亡殖民。因為「中國」的文化基因？為何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無法走上民主的康莊大道？口口聲聲「國民」或「人民」，只是口號！台灣，好不容易走向民主之路，看看一些政客貪贓枉法的樣子，趾高氣揚，寡廉鮮恥。像話嗎？（作者是詩人）

◎ 蕭錫惠中共昨對台軍演，台灣冷靜警惕面對。近年，中共對台軍演與威嚇頻率升高，刻意營造「戰爭隨時可能發生」的心理壓力。表面看，這是一場軍事對峙；實際，卻是一場尚未發生就已被反覆計算代價的戰爭。若冷靜拆解其行為邏輯，會發現一個關鍵事實：中共始終停留在心理戰層次，並非因為克制，而是因為真正的戰爭代價，它承受不起。而這個代價，不是先發生在戰場，而是在金融系統。一旦中共對台動武，國際社會將定性為「以武力改變現狀的侵略」。這個定性會自動啟動一整套早已存在的制裁與封鎖機制。對民主國家而言，金融己是制度化的武器。最致命的一環，就是全球金融往來與清算體系的切斷。許多人誤以為金融制裁須長時間協商與政治折衝，但經驗已反覆證明，只要戰爭性質成立，關鍵金融節點就會在極短時間失效。原因很簡單：在國際銀行體系中，風險控管與法遵不是立場問題，而是生存本能。沒有任何一家大型銀行，會在戰爭與制裁風險高度明確的情況下，繼續承擔高風險往來。真正讓中共難以承受的，不是制裁的名義，而是金融體系的自動反應。SWIFT常被誤解為中立的技術平台，其實它深度嵌入西方金融法規，運作血脈完全依附於美元清算行（Correspondent Banks）。真正致命的，不在於訊息是否能傳，而在於資金是否能動。一旦主要中國銀行被列為高風險對象，國際金融機構即使在法律程序尚未完全到位前，也會基於自保原則主動斷線。對銀行而言，少賺錢可以承受，踩到制裁紅線卻是致命風險。這意味著，中共高度依賴的外貿結算、能源採購與關鍵零組件進口，將在短時間遭遇窒息式衝擊。這不是長期消耗戰，而是短期失血。出口受阻、外資急凍、人民幣承壓、地方財政緊縮、失業攀升，這些效應會同步出現，並迅速回流到中共最在意的核心：內部穩定。因此，中共近年不斷高喊「內循環」、「去美元化」、「金融自主」，卻始終停留在口號層次。這就像是封閉了對外的主動脈，只靠微血管試圖維持龐大軀體的運作；有了血管卻沒有足夠的血液（資金與技術），最終只能導致壞死。人民幣無法取代美元，替代性支付系統無法承接全球貿易，前項口號，更像是對內安撫與心理建設，而非對外的實戰準備。從這角度看，中共軍事恫嚇，反而是避免開戰的一種手段。它試圖用最低成本測試台灣社會的心理承受度，希望在不付出金融與經濟代價之下，讓對手自亂陣腳。因此，台灣真正需要準備的，並非恐慌，而是心理結構。當社會理解到威脅是常態、風險可被管理、制度仍能持續運作，心理戰自然失效。恐懼若不被轉化成混亂，恫嚇終究只是噪音。當台灣社會不被恐嚇牽著走，發動心理戰的一方，就先輸了一半。冷靜面對現實，反而是最堅實的底氣。一旦中共按下戰爭按鈕，當第一聲槍響劃破台海，同步引爆的將是中國自身金融命脈的全面休克。

◎ 童振源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多元布局的敘事中，輿論焦點長期集中在台積電對美國、日本與德國的大規模擴張。然而，若仔細檢視產能數據與技術路線圖，結論其實相當清楚：即便台積電的國際版圖前所未有地擴大，全球晶片製造的重心依然——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牢牢錨定在台灣。截至2025年底，台積電超過九成的總製造產能仍集中於台灣，且其最先進製程的比重更高。公司正刻意打造一個「多元但不對稱」的全球製造網絡，以提升整體韌性；然而，海外晶圓廠的角色是戰略性延伸，而非對本土核心產能的替代。擴張的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在台積電備受矚目的美國投資案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台積電已將亞利桑那「超級晶圓廠」聚落的投資承諾提高至1,650億美元，規劃興建三座晶圓廠。其中第一座晶圓廠（Fab 21第一階段）已於2025年初以4奈米製程正式進入量產，其良率據稱較台灣同級產線高出約四個百分點。即便如此，若放在台積電整體產出的脈絡中，美國的貢獻仍屬有限。即使亞利桑那園區全面投產，全球先進製程產能的分布仍將明顯向台灣傾斜。工研院的預測指出，到2029年，在6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領域，台灣仍將掌握高達61%的全球產能；美國約占16%，南韓11%，中國僅約1%。

◎謝蘭尼（Brahma Chellaney）中國嚴重誤判了日本。北京原本企圖透過威嚇手段，壓迫東京在台灣議題上噤聲。結果卻適得其反，反而強化了日本的決心。中國試圖逼迫日本這種大國，接受其所謂的「紅線」，尤其是台灣議題，清楚暴露出當前北京對亞洲國家外交政策的背後，是一種赤裸裸的強制邏輯。從台灣海峽、東海與南海，一直到喜馬拉雅山邊界，北京愈來愈頻繁地利用經濟戰、外交恫嚇與軍事施壓，企圖迫使周邊鄰國就範。中國認定 日本不得不乖乖低頭在國力蒸蒸日上的自信加持下，中國似乎認定，即使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還是美國條約盟友的日本，也不得不乖乖低頭。北京對東京發動一波異常猛烈的外交、經濟與軍事施壓，矛頭明確指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甚至致電美國總統川普，表達他對高市的強烈不滿；同時，習近平政權透過未公開宣示的經濟戰，試圖對日本造成痛感，藉此動員日本企業界的遊說團體，反對這位領導脆弱多數保守派聯合政府的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這波衝突的導火線，是高市在國會答詢時警告，中國若對台灣發動攻擊，將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日本或將依據二〇一五年安全保障法制，行使集體自衛權。高市的說法並非只是政治語言，而是具有法律與戰略上的實質意涵。該安保法制允許東京在盟國遭到攻擊、情勢危及日本自身生存時，行使集體自衛權。高市闡明了長期以來由地理環境所決定的現實，揭露北京希望維持模糊的事實：一旦台灣發生突發狀況，日本不可能置身事外。台灣曾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對東京而言並非遠在天邊的衝突引爆點。台灣與日本位於同一條島鏈，是日本列島的地理延伸，攸關日本自身的安全。中國在台灣周邊舉行實彈演習，預演對台灣實施空中與海上封鎖，更凸顯出台日安全互為犄角的現實。在演訓期間，中國發射飛彈掠過台灣上空，落入日本的專屬經濟區，清楚提醒世人，台灣危機的衝擊範圍，絕對不會僅限於台灣海峽。

郭健國／立法院國會助理工會理事、公共治理觀察者台北捷運與商圈在下班尖峰發生重大傷亡事件，整座城市被迫在最熟悉的通勤路上，嚐到最陌生的恐懼。別再用「突發」「個案」安慰自己。真正讓人背脊發涼的，不是凶器，而是它精準戳破台北治理的軟肋：入口動線缺警、熱區巡守稀薄、通報鏈斷裂、指揮權碎片化—而這些不是基層失誤，是北市府決策層長年「放空」的制度後果。我們看過多少恐攻演練？看過多少防災兵推？但當人民在站口、轉乘、百貨門廳的人流最密處遭遇攻擊，演練沒有變成救命流程，只剩事後的新聞稿與補破網式加派警力。這不是治安事件而已，這是首都治理破產：你可以在幾天內擺出荷槍巡邏的高張力畫面，卻無法擺回逝去的生命，也擺不回市民對政府的信任。我要把話說得更重：台北的「安全治理」早就被決策層拆成三段，拆到最後只剩責任蒸發。捷運警察、市警局轄區分局、場域保全與物業管理，平時各自為政、資料不共通、通報不統一；出事就各說各話。於是市民看見的不是「快速反應」，而是「恐慌先擴散、警戒後補救」。如果安全必須用血來提醒，決策者就沒有資格再自稱「有做事」。更諷刺的是：事後的「全面升級警戒」恰恰證明資源不是沒有，而是平時不願用在最關鍵的風險節點。北市府決策層最該被追問的，不是「有沒有努力」，而是「有沒有能力」—一、為何尖峰時段的高風險熱區（站口、轉乘、商圈入口）沒有常態重點巡守密度？二、為何站務、保全、捷運警察與轄區警力之間，沒有「秒級通報」與同步封控機制？三、為何演練結論沒有轉成可稽核的KPI（反應時間、封控完成時間、疏散啟動時間、醫療後送協調時間）？四、若制度沒有KPI，責任要如何落地？如果責任無法落地，請問市民要如何相信下一次不會更慘？我支持第一線警察與救護的辛勞，但我拒絕讓基層成為政治卸責的吸震器。首都安全不是靠臨時加派就能保證；真正的答案是制度：單一現場總指揮、同一張即時態勢圖、同一套通報代碼與封控標準、跨單位聯防的演練驗收與淘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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