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忠憲
有人說,高虹安控告林智堅的新竹棒球場鬧劇已經落幕了,因為不起訴。我要特別強調,不是法院判無罪,是檢察官不起訴喔!而且新竹市政府還說要繼續走法律程序,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這件事情已經落幕。
其實我在意的慢慢也不是高虹安或林智堅,而是新竹這個地方。新竹住了一大堆我畢業的學生,我大概知道這些人接受過什麼樣的教育,因為我自己就是這個教育的一部分。
我在大學電機系教了一輩子的書,從來沒有教他們什麼民主、公民社會、政治哲學,這不是我應該教的,我教的就是電機系領域的專業。學生畢業以後很多去了新竹,進入科學園區,設計晶片、寫程式、做系統、做驗證,慢慢也就在那裡買房子、組成家庭、投票,成為這座城市的一部分。這樣受教育長大的人,也很自然習慣了那樣的生活和思考模式。
台灣工程師的世界其實很單純,甚至有一點殘酷。東西能不能動?數據在哪裡?規格是什麼?出了問題,root cause到底在哪裡?晶片不會因為你支持哪一個政黨就改變物理定律,程式也不會因為你相信自己是好人就沒有bug。做錯了就是做錯了,量出來是多少就是多少,驗證失敗就是回去找問題。但是我現在常常想,我們是不是只教會學生怎麼當一個工程師,卻沒有教會他們怎麼當一個公民?
更麻煩的是,這個問題我不能只拿來問別人,因為如果這是一個教育的問題,那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每天寫Facebook到底是在做什麼?有時候我也會想,這是不是一種懺悔?還是因為無能為力?甚至是不是因為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電機,卻莫名其妙在電機系工作了一輩子?人生有時候就是這麼荒謬,一個人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幾十年,做得還可以,最後才慢慢發現自己真正有興趣的,也許不是電流怎麼流、訊號怎麼傳,而是人為什麼會這樣想、為什麼會相信一些事情、為什麼面對明明可以驗證的東西,最後還是選擇自己想相信的答案。
我以前沒有教學生這些東西,也許我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應該怎麼教。所以現在每天寫Facebook,到底是在補課,還是在懺悔,我自己也不知道。
新竹棒球場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工程有沒有缺失是一件事,行政上誰應該負責是一件事,刑事上能不能證明某一個人犯罪又是另外一件事。
這三件事情明明不一樣。不能因為工程有問題,就直接跳到一定有人貪污;也不能因為刑事案件不起訴,就反過來說工程完全沒有問題。如果今天是在做工程,這樣的推論大概第一關review就被打回來了。
但是到了政治,我們突然都不做verification了。我們先決定自己要相信什麼,再去尋找可以支持自己的證據;找到符合期待的東西就到處轉傳,碰到不符合期待的證據,就懷疑司法、懷疑制度、懷疑所有的人。
所以我才一直覺得,新竹棒球場的事情不會落幕。真正不會落幕的不是官司,而是我心裡那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教了一輩子的電機,到底教出了什麼?如果一個人白天在科學園區裡相信 measurement、verification、root cause analysis,知道一顆晶片不能靠信仰工作;晚上回到家打開社群媒體,面對政治,卻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故事,那我們的高等教育到底完成了什麼?當然這不是學生的錯,老師也應該問自己,我們到底教了什麼,又漏掉了什麼。
也許這就是我每天寫臉書的原因。我不是因為覺得自己比別人懂得多,可能剛好相反,是因為慢慢發現自己以前沒有教的東西太多了。我沒有教學生怎麼面對權力,沒有教他們怎麼懷疑自己,也沒有教他們一件其實跟科學精神非常接近的事情: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證明自己是對的,而是在新的證據出現以後,有沒有能力承認自己原來可能錯了。我們在實驗室裡每天做這件事情,離開實驗室以後卻常常忘記。
所以我每天還是寫。寫政治、寫哲學、寫跑步、寫書,也寫一些看起來跟我的本行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寫作當然改變不了多少事情,它修不好一座棒球場,也不可能讓一個社會突然變得理性,更不可能把我幾十年前沒有教給學生的東西重新塞回他們的大學4年。
也許這就是一種無能為力,所以只能寫;也許是一種懺悔,對自己做了一輩子的教育工作的懺悔;也可能只是因為我在一個自己沒有那麼喜歡的領域工作了一輩子,最後才發現,我真正一直想弄清楚的不是機器怎麼運作,而是人到底怎麼運作。
我不知道答案是哪一個,也可能三個都是。但至少我還可以寫,還可以問。
所以我說,新竹棒球場的事情不會落幕。像這樣的事情也不會落幕。因為真正需要被檢驗的從來不只是一座棒球場,也不只是高虹安或林智堅,而是我們怎麼判斷一件事情、怎麼相信一個人、怎麼面對與自己原來想法不同的證據。當然也包括我自己:一個在電機系工作了一輩子,到了最後還在想,自己到底教了什麼,又到底漏掉了什麼的人。
(作者為資安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任教單位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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